本文转自：南方日报
钟琼珍
尖坑村连片稻田。汪敬淼摄
钟琼珍
我同土坷垃打交道，大抵是从出生几个月可以端坐的时候开始。
画面在父母亲的讲述中逐步生动起来：开春二月间，人们已经开始忙着种花生、黄豆，大片的坡地间，我被母亲用围裙垫着，独自端坐在垄与垄的间隙，没有人顾得上理我。在我小眼睛的世界里，除了大人们忙碌的身影，便是大大小小无尽的土坷垃，我自顾随手抓起一块，颠来倒去地把玩上半天，有时坐不稳歪倒下来，满嘴满脸都是土，被扶起来居然不哭也不闹。
于是我便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像钟爱文字一样钟爱着土地和与土地有关的东西了。
父亲一面是拿着粉笔的教书匠，一面是扛着锄头的农民。在他的引导下，我极小的时候便可以在一大片秧苗中把几可乱真的稗子揪出来，以致迷失在邻居的啧啧称奇中，我懂得耘田是为了给禾苗“挠痒痒”，是为了让禾苗长得更顺畅，我知道把耘出来的杂草深扎在禾苗根底下，来日便是极好的肥料。再后来我便可在天蒙蒙亮时随母亲出早工脱秧，在小姨的“试验田”里深一头浅一头、左一歪右一扭地插秧。母亲说我在稻田里劳作是极不悋气力的，通常表现在割稻子的时候，一头扎下去，非得割到田头了才肯伸起腰来喘口气。等到我也可以挑着两箩筐谷子飞奔在田埂间时，大人们便断然不敢再小瞧我了。
我常常回忆年少时与土地打交道的时光，开始用审视的思维来判断人们与土地的关系。我想，老家的人们对土地是虔诚的，在那条叫门前河的小河两岸，乡亲们祖祖辈辈用汗水和河水浇灌着两岸的土地，他们心无旁骛地与土地相处，四季轮转，他们与土地不断地交换着交付和赠予的两种角色。
我以为我对土地的热爱程度在同龄人中已是独树一帜了，直到我遇上了汇。汇是我的初中同学，在最紧张的初中冲刺阶段，我们曾经把一棵野生甜菜不断开枝散叶，种满宿舍后面的大土坪，我们把所有课余时光都花在那里。看着满坪的碧绿，欢欣而满足。当然，汇是“主犯”而我只是“从犯”，我们对土地的主宰能力决定了主从关系。我不知道她的职业是不是受这些影响，这个科班出身的高级农技师，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自己长成了地道的农民，她在镇上的试验田里进行着一系列最朴素的课程，一顶斗笠，一身泥水。这样的积累，让我们的主从关系坚如磐石，再无翻身的可能，而我们的关系就像我们与土地的关系，一直很铁杆。
再后来，我们都来到蕉城，来到了石窟河畔，我找了个有露台的房子，她找了个门前门后有空地的房子，都是为了延续我们的土地梦。我们常常得意地在同学小群里晾晒不多的收成，迷失在一片惊叹声中。我们当然不满足自己家门口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在冬天租种附近的因换季而闲置的田地，种上芥菜、萝卜，学着做咸菜、萝卜干；我们租些城郊荒芜的菜地，侍弄着各种蔬菜。
再后来，仿佛在一夜间，我们菜地周围的边边角角，甚至乡道边杂草丛生的地方，都被规整出来，一畦一垄里，碧绿的颜色甚是养眼，种菜的人多了起来，大家共享菜苗，比比谁种得更好，聊聊啥时候上肥最是合适。当然侍弄这些边角菜地花费的是汇的边角时间，她的“大时间”仍然用来侍弄她的试验田和察看镇里家家户户的田地，镇里每个村的人们都觉得她就是自己村的阿汇。
我和汇聊天的话题八九离不开土地。我欣慰于珍爱土地的“同道中人”竟然越来越多，却又叹息于自己这样的小打小闹，无能为力于曾在城镇化进程中荒芜的田野。嘲笑我眼界未开。她没有与我进行太多的辩论，只是频频带我参观科诚、四季耕耘、建丰……各种农场，在石窟河两岸，我惊诧于大片大片的黄绿毯子，惊诧于各种各样先进的“一条龙”农耕设备，惊诧于农场主们对集约土地后在生态种植方面专业而自信的侃侃而谈。
汇看着我的惊诧，笑而不语，那一刻，她的眼睛很亮，看向翻滚的稻浪，我顺着她的视线，就在无垠的稻浪间，有一条更宽广的道路，伸向远方……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