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即将来临之际，日本社会关于“初任给”的新闻，明显多了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刺激神经。
所谓“初任给”，指的是年轻人离开学校校园走入社会，参加工作第一年的月薪。
12月22日，优衣库公司宣布，从2026年春季入社开始，把大学毕业的新员工的“初任给”，提高到37万日元（约1.7万元人民币）。优衣库的衣服卖得那么便宜，可员工加薪却不含糊，他们直言不讳：为了提升招聘竞争力，抢夺优秀人才。
紧接着，房地产企业——开放房屋集团（Open House）更为激进，宣布2027年度入社的营业岗位新员工，初任给直接拉到40万日元（约1.8万元人民币）。在日本企业的传统语境里，这几乎等同于对旧有人事制度的一次“越界”。
这些数字，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把时间拨回2019年，当时日本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年平均月薪是20.8万日元（约9300元人民币）。但是到了2025年，情况彻底变了。
根据多家调查机构对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企业的统计，2025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初任给”已经达到25.5万日元左右（约1.14万元人民币），硕士研究生毕业约27.3万日元（约1.22万元人民币），大专毕业生22.1万日元，高中毕业20万6500日元（约9200元人民币）。更为重要的是，超过八成企业表示在2026年度里，会考虑继续给新入职的毕业生上调“初任给”。
这不是简单的通胀补偿，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方向调整。
表面看，是几家明星企业拉高了上限。
譬如日本网络公司GMO，推出了 “新社员年收710万计划”，折算月薪接近60万日元（约2.7万元人民币），从2025年的36万日元涨了4万，瞬间成为行业翘楚。而北海道千岁市的半导体企业Rapidus，为走出校门的新员工开出了40万日元以上的起薪。
但真正推动整体上移的，并不只是这些“极端值”。
更多企业选择的是25万→28万、28万→30万日元的这种渐进式抬升。哪怕是地方的中小企业，也不得不跟上节奏，否则连面试名单都凑不齐。
日本社会正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年轻人越来越少。
少子化不再是统计学上的趋势，而是招聘现场的体感。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从“选谁”变成了“能不能被选”。
更微妙的是，年轻人的选择标准也变了。
过去，“大企业”“稳定”“正社员”本身就具有吸引力。而现在，很多应届毕业生会直接问：“第一年能拿多少钱？”
不是贪心，而是现实——房租、物价、生活成本，都已经不再给“低起薪慢爬坡”留缓冲期。
对比之下，地方公务员显得格外沉默。
2025年前后，许多地方政府的大学毕业生一般行政职的“初任给”仍停留在19.5万日元左右（约8700元人民币），因为公务员的薪水来自于民众缴纳的税金，不能高薪。这就导致了日本年轻人不愿进政府机关，而是纷纷奔向民间企业，因为企业薪水高、机会多。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高中毕业的警察岗位的“初任给”，反而已经达到26万日元（约1.16万元人民币）以上。这不是职业价值的高低之争，而是制度调节的结果：危险性、轮班制、实务压力，都被直接计入了工资。
而普通行政岗位，却长期被“财政困难”四个字压得死死。
有人在网上调侃说：“再这样下去，地方政府连四流大学的毕业生都会招不到。”
这句话听起来刻薄，却是警钟。日本的官僚体系本就保守，如果再缺新鲜血液，社会创新从何谈起？
当企业起薪30万、35万日元成为“可见选项”，而公务员仍以20万日元左右作为起点，年轻人并不是不懂责任，而是懂得“机会成本”。这几年，日本中央机关的年轻干部纷纷抛弃铁饭碗跳槽到民营企业，便是一种机会趋势。
当今的日本社会正在经历的，并不是“年轻人不想吃苦”，而是不同制度对年轻人的解释力正在重新排序。这其实是一场社会结构的调整，逼着所有行业重新回答一个问题：“你凭什么留住年轻人？”